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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好好学，将来回国一起搞研究！”钱三强与何泽慧在北平小饭馆告别时，握着彼此赠送的笔记和钢笔约定。
这对清华物理系的顶尖学子，曾因实验数据较真、论文答辩争高下，在学术较劲中结下深厚情谊，毕业后却因求职境遇不同走向留学路。
钱三强获留法名额将赴居里实验室，何泽慧冲破性别壁垒争取到德国军工专业留学机会，两人满怀报国热忱准备开启新征程。
可他们不知道，卢沟桥事变的炮火即将点燃，战争阴影将笼罩欧洲大陆。
这场看似寻常的分别，会给两人的求学与约定带来怎样始料未及的变数？
01
1925年北平的一个午后，钱玄同翻看着儿子钱秉穹的信件。
信里一个同学自称“大弱”，称儿子为“三强”，这个称呼让他眼前一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他一直主张打破传统，起名也该如此。
钱玄同叫来12岁的钱秉穹：“以后你就叫钱三强，德、智、体都进步。”
钱三强点点头，这个名字从此伴随他走过一生。
此时的钱三强还不知道，这个名字里的进取精神，会影响他未来的选择。
他6岁进入孔德学校，这是蔡元培创办的新式学校，注重全面发展。
在运动场上，他跑得飞快，是篮球队和足球队的主力队员。
课堂上，他的数学和物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经常表扬他。
父亲钱玄同的书房里摆满了书籍，钱三强一有空就进去翻看。
从《新青年》杂志到科学普及读物，他都看得津津有味。
这些书籍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科学能改变国家命运。
02
1920年的苏州振华女校，6岁的何泽慧背着书包走进校园。
这所学校是她外祖母创办的，校门口的石狮子威严矗立。
何泽慧梳着两条长辫子，走起路来辫子一甩一甩，格外精神。
她的父亲何澄是同盟会会员，母亲王季山是物理学翻译家。
家里的书架上，既有古籍线装书，也有外文科学著作。
何泽慧每天放学后，都会趴在书桌前看母亲翻译的物理书籍。
虽然很多内容看不懂，但那些奇怪的公式和图表让她充满好奇。
在振华女校，何泽慧是个“两面派”。
操场上，她是排球队的主力，跳起扣球时辫子在空中飞舞，被同学叫“双辫将”。
课堂上，她又安静得像变了个人，眼睛盯着黑板，笔记记得工工整整。
1929年，15岁的何泽慧在物理课上第一次接触到原子结构。
老师拿着模型讲解电子绕核运动，她听得入了迷，回家后自己用泥巴做了个模型。
也就是从这时起，她萌生了学习物理的念头。
03
1932年9月，清华大学门口人潮涌动。
钱三强背着行李，从北平来报道，他考上了物理系。
刚走进宿舍，就听到有人在讨论物理题，声音清脆。
他探头一看，一个梳着长辫子的女生正拿着笔记本讲解，周围围了几个同学。
这个女生就是何泽慧，她也考上了清华物理系。
清华物理系当时名师云集，叶企孙是系主任，吴有训、赵忠尧等教授授课。
开学第一天，叶企孙就找来了所有女学生，建议她们转系。
“物理研究太苦，不适合女生。”叶企孙的语气很诚恳。
其他女学生都沉默了，何泽慧却站了起来：“招生时没说女生不能学，我能学好。”
叶企孙看着这个倔强的女生，愣了愣，最终点了点头。
这件事很快传开，钱三强对何泽慧刮目相看：“这个女生不简单。”
班里28个学生，10个是女生，可没过多久，就有女生陆续转系。
有人觉得物理太难，有人受不了实验课的辛苦，到二年级时只剩5个女生。
何泽慧始终没动摇，她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教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
04
1933年冬天，清华物理系的实验室里格外热闹。
学生们正在做电磁学实验，要求测量一个精确的电流值。
钱三强调试着仪器，额头渗出汗珠，可数据总是不稳定。
他抬头一看，何泽慧已经做完了实验，正在整理数据。
“你怎么这么快？”钱三强走过去问。
何泽慧指了指仪器：“接线柱没拧紧，接触不良会影响数据。”
钱三强检查了一下，果然是接线柱松了，他拧紧后重新测量，数据很快稳定下来。
“谢了。”钱三强有些不好意思。
从那以后，钱三强开始留意何泽慧的学习方法。
他发现何泽慧做实验前，会把实验步骤背得滚瓜烂熟，还会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
她的笔记本上，不仅有实验数据，还有对实验现象的分析和思考。
钱三强也学着调整自己的学习方法，实验前做足准备，实验后认真总结。
两人的竞争渐渐形成，每次考试，他们的成绩都排在前两名。
有一次量子力学考试，钱三强考了92分，以为能拿第一。
结果成绩公布，何泽慧考了95分，还是第一名。
钱三强不服气，拿着试卷去找何泽慧：“这道题我的思路没错，怎么扣了分？”
何泽慧仔细看了看：“步骤不够严谨，少了一个推导过程。”
钱三强恍然大悟，他不得不承认，何泽慧比自己更细心。
05
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清华园里也弥漫着焦虑的气氛。
学生们上街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钱三强和何泽慧也参加了游行，他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声音嘶哑。
游行结束后，钱三强对何泽慧说：“国家都快没了，学物理还有用吗？”
何泽慧沉默了一会儿：“正因为国家弱，才更需要科学，才能救国。”
这句话点醒了钱三强，他重新静下心来学习，把对国家的忧虑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这一年，何泽慧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女性与科学》。
她在文中写道：“女性在科学领域同样能有所作为，关键是要有坚定的信念。”
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女生写信给她，表达对未来的迷茫。
何泽慧一一回信，鼓励她们坚持自己的选择。
1936年春天，毕业论文开始选题。
钱三强选了《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这是当时的前沿课题。
何泽慧选了《实验室用电流稳压器》，这个课题需要设计并制作仪器。
钱三强泡在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外文文献，笔记本写满了公式。
何泽慧则在实验室里忙碌，她画电路图、选购元件，亲自动手焊接。
有一次焊接电路板时，她的手指被烫伤，起了一个水泡，可她只是简单处理了一下，继续工作。
06
1936年6月，清华大礼堂里坐满了人，物理系毕业论文答辩正在进行。
钱三强第一个上台，他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手里拿着论文稿。
他条理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了实验数据和图表。
评委们频频点头，提问环节也回答得很出色。
钱三强走下台，心里有些得意，他觉得这次自己稳拿第一。
何泽慧第二个上台，她手里拿着一个自制的电流稳压器。
“这是我设计的稳压器，输出电流误差小于0.1%。”何泽慧边说边演示。
评委们凑近查看稳压器，还用仪器测量了数据，误差确实很小。
“这个稳压器实用性很强，设计也很巧妙。”一位评委称赞道。
答辩结束后，评委们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了成绩。
叶企孙宣布：“何泽慧，90分，第一名；钱三强，88分，第二名。”
钱三强愣住了，他走到何泽慧面前：“恭喜你，你确实比我优秀。”
何泽慧笑了笑：“我们都尽力了，以后还要继续努力。”
毕业典礼结束后，两人在清华园的梧桐树下合影。
照片里，钱三强穿着西装，何泽慧梳着长辫子，两人都面带微笑。
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这张照片会成为日后珍贵的回忆。
07
1936年夏天，北平的天气格外炎热。
钱三强拿着毕业证书，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应聘。
所长严济慈看过他的简历，又问了几个物理问题，当场决定录用他。
“你跟着我做分子光谱研究，好好干。”严济慈拍了拍他的肩膀。
钱三强很高兴，他终于能继续从事物理研究了。
何泽慧的求职之路却很坎坷。
她想去南京军政部兵工署工作，可负责人说：“我们不招女职员。”
何泽慧不甘心：“我学的是物理，能做武器研发，为什么不能招？”
负责人摇了摇头：“这是规定，没办法。”
何泽慧失望地离开，她坐在南京的街头，看着来往的行人，心里很迷茫。
就在她准备回苏州时，突然想起祖籍山西灵石，或许能申请山西的留学资助。
她立刻写信给山西省政府，询问留学资助政策。
几天后，她收到回信，山西确实有资助国立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政策，她符合条件。
何泽慧激动得跳了起来，她决定去德国留学，学习实验弹道学。
08
1937年春天，钱三强正在北平研究院做实验。
严济慈走进实验室：“三强，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有个留法名额，我推荐了你。”
钱三强停下手中的工作，眼睛一亮：“真的？能去居里实验室吗？”
“居里实验室是世界顶尖的核物理研究中心，你要好好把握。”严济慈说。
钱三强立刻开始准备申请材料，他写了详细的研究计划，还附上了自己的论文。
何泽慧则在准备去德国的手续，她要申请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
这个专业涉及军工机密，从不招收外国学生，更别说女学生了。
何泽慧写了一封长信给系主任克兰兹教授，阐述自己的求学动机。
她在信中说：“中国正面临外敌入侵，我想学好技术，报效祖国。”
克兰兹教授收到信后，被她的真诚打动，决定破例给她一个面试机会。
1937年5月，何泽慧动身前往德国，她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箱子书籍。
钱三强也在忙着学法语，他找了一位法语老师，每天学习两个小时。
他还去图书馆借阅法国物理学期刊，提前了解居里实验室的研究方向。
6月，钱三强收到了居里实验室的回信，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同意接收他为博士研究生。
“太好了！”钱三强拿着信，激动得手都在抖。
09
1937年7月6日，北平的夜空格外宁静。
钱三强和何泽慧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
“我明天去法国，你去德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钱三强说。
何泽慧喝了一口茶：“我们都好好学，将来回国一起搞研究。”
钱三强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笔记本：“这是我的物理笔记，送给你，或许对你有用。”
何泽慧也拿出一个精致的钢笔：“这个送给你，写论文时能用。”
两人相视一笑，空气中弥漫着不舍的情绪。
第二天一早，钱三强去火车站送何泽慧。
站台上人来人往，何泽慧背着背包，辫子垂在肩上。
“到了德国记得写信。”钱三强说。
“你也是，在法国照顾好自己。”何泽慧点点头。
火车开动了，何泽慧从车窗里探出头，挥了挥手。
钱三强站在站台上，直到火车消失在视线里，才转身离开。
他不知道，这一别，会因为战争变得格外漫长。
何泽慧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里充满了期待和不安。
她不知道，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学习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更不知道战争即将爆发。
10
1937年8月，钱三强抵达巴黎。
居里实验室坐落在巴黎大学内，白色的楼房显得很朴素。
他见到了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她穿着白大褂，头发花白，眼神很温和。
“欢迎你，钱先生，希望你在这里能有所收获。”约里奥-居里说。
钱三强跟着她走进实验室，里面摆满了各种仪器，科学家们都在忙碌着。
他被安排从事铀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的研究，这是当时的前沿课题。
实验难度很大，需要耐心和细心，钱三强每天泡在实验室里，常常工作到深夜。
他发现约里奥-居里不仅学识渊博，还很关心学生。
有一次实验失败，钱三强很沮丧，约里奥-居里拍了拍他的肩膀：“失败是正常的，重要的是找到原因。”
在她的鼓励下，钱三强重新振作起来，仔细分析实验数据，终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
1938年，钱三强在实验中观察到了铀核三分裂的现象，他兴奋地向约里奥-居里汇报。
约里奥-居里仔细检查了他的实验记录，称赞道：“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钱三强的研究进展顺利，可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国内的情况。
报纸上不断传来坏消息，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上海也陷入战火。
他给家里写信，却总是收不到回信，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家人平安。
11
1937年9月，何泽慧抵达柏林。
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教学楼很高大，走廊里挂着很多科学家的画像。
她见到了克兰兹教授，教授递给她一份课程表：“你的课程很紧张，要做好准备。”
何泽慧的课程包括弹道学、力学、材料学等，很多内容她之前都没接触过。
她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11点才回到宿舍，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
语言也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她学过德语，但专业术语还是很难理解。
她随身带着一本德汉词典，遇到不懂的词就查，笔记本上写满了注释。
在实验室里，男同学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有人甚至故意刁难她。
有一次做实验，一个男同学把她的实验数据藏了起来，让她无法完成报告。
何泽慧没有生气，她重新做了实验，通宵达旦地测量数据，最终按时完成了报告。
克兰兹教授看到她的报告后，对她说：“你很有毅力，是个优秀的学生。”
1939年，德国开始扩军备战，学校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很多军工专业的实验都受到限制，何泽慧的研究也遇到了困难。
她给钱三强写信，诉说自己的处境，可信件常常因为战争延误。
12
1940年夏天，钱三强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信，是何泽慧写的。
信里说她因为战争无法继续学习，想转到法国来。
钱三强立刻回信，让她尽快来法国。
8月，何泽慧历经周折，终于抵达巴黎。
钱三强去火车站接她，看到她又瘦又黑，心里很心疼。
“路上辛苦了。”钱三强接过她的行李。
“还好，总算安全到了。”何泽慧笑了笑。
在钱三强的帮助下，何泽慧进入居里实验室工作，从事核物理研究。
两人终于又能一起学习和研究了，他们每天一起去实验室，一起讨论问题。
约里奥-居里看到他们配合默契，笑着说：“你们是实验室里最好的搭档。”
1942年，钱三强和何泽慧在巴黎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只有几个朋友参加，约里奥-居里是他们的证婚人。
“希望你们在科学道路上相互扶持，共同进步。”约里奥-居里送上祝福。
婚后，两人住在一间小公寓里，虽然生活简朴，但很幸福。
他们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一起做饭、看书，偶尔去塞纳河边散步。
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欧洲，巴黎的物资很匮乏，他们常常吃不饱饭。
钱三强就去郊区的农场买土豆和面包，何泽慧则把饭菜做得很精致，尽量让日子过得有滋味。
13
1945年，二战结束的消息传来，巴黎街头一片欢腾。
钱三强和何泽慧相拥而泣，他们盼这一天盼了很久。
“我们回国吧，祖国需要我们。”钱三强说。
何泽慧点点头：“早就想回去了，把学到的知识用在祖国建设上。”
他们开始准备回国的手续，整理实验数据和书籍。
约里奥-居里舍不得他们走：“你们在这里有很好的研究条件，留下来吧。”
钱三强摇了摇头：“祖国培养了我们，现在是我们回报的时候了。”
1946年，钱三强和何泽慧带着年幼的女儿，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邮轮在海上航行，钱三强站在甲板上，望着远方的祖国，心里充满了期待。
“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核物理研究搞起来。”钱三强对何泽慧说。
何泽慧握着他的手：“我们一起努力，再难也要坚持。”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邮轮抵达上海。
踏上祖国的土地，钱三强和何泽慧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们知道，回国后的道路不会平坦，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携手并肩，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14
1946年秋天，钱三强和何泽慧来到北平，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他们住进了清华园的一座小楼里，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实验器材。
开学第一天，钱三强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的学生，心情很激动。
“同学们，科学能强国，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为祖国做贡献。”
何泽慧的课堂也很受欢迎，她讲课条理清晰，还会结合自己的实验经历。
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两位从国外回来的教授，称他们为“科学双星”。
1948年，钱三强被任命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
他四处筹集资金，购买实验设备，招募科研人员。
何泽慧则负责实验室的建设，她亲自设计实验方案，指导技术人员安装仪器。
在他们的努力下，原子学研究所逐渐初具规模，开展了一系列核物理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钱三强和何泽慧欣喜若狂。
他们参加了开国大典，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动得热泪盈眶。
“新中国成立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有希望了。”钱三强说。
何泽慧点点头：“我们要为新中国造出原子弹，让祖国强大起来。”
此后的岁月里，钱三强和何泽慧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中。
他们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国科学史上一段传奇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