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筑声剑影楼：燕赵之子志

1907年的夏日，李大钊正就读于永平府中学，临近毕业之际，秋季他将踏入直隶省高等学堂的大门。凭借卓越的学业表现，他的此次升学不仅预示着未来仕途的坦途，更是一条光耀门楣、传家立业的道路。因此，除五名同学需留校复读者外，他的同班同学纷纷进入了高等学堂。然而，李大钊却在那个暑假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中断了他的学业。这一抉择的背后，正是他矢志不渝的救国救民之志。正如他在后来的《狱中自述》中所言：“我深感国势的岌岌可危，急切地想要深入探究政治之理，寻求拯救民族、振兴国家的良方。”

“当时有三所学校正在进行招生，分别是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我对于军医并无兴趣，因此没有报考。虽然我也被银行专修所录取，但理财追求个人财富，这与我的志向相悖。”“因此，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这两所学校，选择了政法专业。”

虽舍弃医学之志，亦无意追求财富以富个人，然而彼时的他，经济状况已陷入困境，捉襟见肘。李大钊出身特殊，在其出生前七个月，父亲李任荣不幸病故，而当他一岁四个月时，母亲亦突然离世。在《狱中自述》中，他坦诚道：“自幼便失去双亲，既无兄弟，亦无姐妹，仅靠年迈的祖父抚养成人。”因此，他的启蒙老师单子鳌特意为他取名“耆年”，字号“寿昌”，寄望他能避开早丧的命运，享有长寿。基于此，1899年，年届七十二岁的祖父李如珍因担忧自己年事已高，孙儿又年幼，便让年仅十岁的李大钊与比他大六岁的赵纫兰成婚。当李大钊在津参加入学考试之际，祖父已离世，家中财产亦告罄。而就读法政学堂的费用不菲，每年至少需120元以上。在历经20个小时的国文、史论、经义、外语、算学的严格考试后，李大钊终获录取，却不得不面对辍学的严峻抉择。在此逆境中，幸赖妻子赵纫兰多方筹措，典当挪借，方使他能继续学业。终于，在1907年9月2日，李大钊开始了为期六年的法政学习生涯。

北洋法政学堂旧址。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后更名为北洋法政学堂及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乃国内首座较为正规的法政专门学府。李大钊在此度过了六年的宝贵时光，这段经历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而且也是他在正规教育体系下学习时间最长的一段。李大钊不仅勤奋刻苦，更善于思考，其学业成绩尤为出众，与另外两位同学一同被誉为“北洋三杰”。

“其文豪放奔放，情感充沛”，“悲歌激昂，能撼动山岳，震慑鲲鹏”。

“天将破晓，途经雷庄，猛然忆起此地曾是辛亥滦州革命军失败之地，白雅雨先生、王金铭、施从云两位队长以及其他众多烈士均在此英勇献身。”

1913年，李大钊（自左起第二排第四位）与同窗合影留念。

1913年七月，李大钊圆满完成了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业。六年的勤学苦读实属不易，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所述：“我在该校就读六年，全靠自费。家境贫寒，仅靠数十亩薄田，学费之需，全赖内人辛勤劳作，典当借债，方能勉力完成学业。”因此，他的毕业不仅是个人的成就，更是家庭的荣耀。当时，他已经具备了步入仕途的条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本就是培育新式官员的摇篮，他在同届毕业生中亦属佼佼者，加之他的学识与才华早已引起政界要人汤化龙、孙洪伊的青睐。显而易见，在社会地位和财富方面，李大钊是应届毕业生中最易接近并实现所谓“成功”的佼佼者，前途看似一片光明。然而，他却放弃了这条捷径，选择远赴日本深造政治经济学。

1913年冬日，李大钊在友人的资助下踏上了远渡重洋的留学之旅。彼时，他感慨万千，曾如此描绘其心境：“夕阳余晖映照，波涛汹涌，穿越黄海，追寻甲午海战的遗迹，却只见茫茫大海，不见昔日战痕。只闻怒潮悲鸣，海水滚滚东逝，仿佛有亡国之魂在此默默诉说无尽的遗憾。”就在不久前的11月1日，他挥笔写下了出国前的最后一篇杂记《游碣石山杂记》，在记录下亲眼目睹日人屠杀同胞的惨状后，他深情地呼唤：“愿我中华勇士铭记这弥天大耻，与倭奴誓不两立，正如碣石山一般坚定。”由此可见，他的爱国之情时刻在胸中激荡。因此，在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涯中，他积极投身于爱国运动，受托为全体留日学生撰写了著名的《警告全国父老书》；深入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创作了被誉为“五四之前革命民主主义宣言”的《青春》一文；在著名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的影响下，广泛涉猎相关学术著作，为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言治》：热推十月革命

“今日是1919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1919年元旦，李大钊以这样的文字为即将出刊的《每周评论》第3号撰写着社论《新纪元》。文章旗帜鲜明地宣传着马克思主义：“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那些少数掠夺劳工剩余的强盗，都该匿迹销声了”！同时，也在热烈歌颂着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就这样，30岁的李大钊探寻到历史发展的质的变化，坚信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即将到来，在中国高高擎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大旗。

在着手撰写《新纪元》的半年之前，李大钊的见解独到的论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便已率先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8年7月1日发行的《言治》杂志上发表，标志着他对十月革命首次进行的系统论述。

《言治》杂志于1913年问世，那时李大钊尚未完成学业，却已担纲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首领，着手《言治》的编纂。他在创刊之际，不仅刊载了自己深敬的导师白雅雨的生平事迹，还以炽热的爱国之心撰写了《大哀篇》，直指时弊。文中强烈谴责了虚假的共和、真实的专制以及民权丧失的黑暗政治现状，哀叹“吾民之失所”的惨状：“农人失地，工人失业，商人失财，家庭破碎，亲人离散，无处安身。战火、水患频仍，灾祸降临，流离失所，横尸遍野。”对当时的军阀和官僚进行痛斥：“看看这些人，锦衣玉食，日在街头炫耀，醉生梦死，挥霍无度，这脂膏究竟是谁的？这些人贪得无厌，敛财无数，用以收买选票，这血汗又是谁的？他们回到民间，还欺骗无知百姓说：‘我是你们的代表，我是来解救你们的。’然而，他们肥得流油，而我们的人民却瘦骨嶙峋。”此后，李大钊在《言治》上共发表33篇文章，表达爱国之情，评析国家政治，介绍外国制度，撰写名人传记。

“法兰西革命乃18世纪末期的一场革命，它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俄罗斯革命则是20世纪初期的革命，它立于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上，不仅是社会的革命，更是带有世界革命色彩的革命。”他进一步阐述道：“俄罗斯革命，不仅是俄罗斯人民心理变化的显著标志，更是20世纪全球人类心理普遍变迁的显著标志。”基于此，他预见性地指出：“20世纪初叶之后的文明，必将迎来巨大的变革，其种子已在今日俄国革命的热血中萌芽”，并号召国人“翘首期待世界新文明的曙光”，“顺应这股世界的新潮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而在我国，第一个如此热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李大钊。经过多年的探索与追求，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审视世界与中国，从而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

三、沪津秘密行：永恒的共党者

“事务所同仁鉴：特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请孙伯兰密电北京李大钊，速来沪上会商。孙文。皓。”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任命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并要求迅速电召李大钊至上海商议。

“李大钊先生因事请假两周，所授课程，将在假期结束后予以补授。”

于上海，李大钊获悉10月25日广州已成功举办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会议聚焦于探讨国民党改组之必要性与具体计划。孙中山特派廖仲恺等九人担任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而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位则被选为候补执委。短短三天后，该临时执委会便以每周两次会议的高效节奏投入工作，并于11月发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党纲、党章草案。在此过程中，李大钊贡献良多。与此同时，李大钊于11月24日与25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明确指出，全体共产党员应将扩大国民党在全国各地的组织并“端正其政治观念”列为首要任务。12月9日，李大钊在上海出席由廖仲凯主持的、以国民党改组为主题的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议结束后，李大钊于12月中旬返回北京，主持召开了共产党员大会，并选举产生了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

“至于我，众所周知，我是共产党人，我将永远都是共产党人！”言辞激昂，坦荡无私。

李大钊，一位冒着生命危险，辛勤劳作，一心一意为党效力的英勇斗士，却不幸遭受了种种误解与不公。尽管如此，他在北京会议结束后，依然马不停蹄地赶赴天津，利用回母校参加校庆的机会，秘密召集党员会议。据《中国共产党天津志》所载，1923年12月下旬，为了尽快建立起中共天津地方组织，李大钊特意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18周年校庆之际亲临天津，亲自指导党组织的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秘密在法政专门学校主持召开了推选直隶省国民党一大代表的会议。按照大会规定，每个省市应派出6名地方代表参会，其中3名由孙中山指定。此次直隶省选出的3名代表——于方舟、韩麟符、陈镜湖，均为共产党员。而孙中山指派的3名代表——于树德、李永声（锡九），亦是共产党员。京津地区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们，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其中，李大钊、于树德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则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天津母校秘密召开的会议，对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创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国民党一大召开之际，李大钊还对天津的建党工作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关于此事，李大钊的孙子李建生曾在2016年12月20日的《天津日报》发表文章指出：“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隆重举行，李大钊被孙中山先生选定为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闭幕之后，他亲自指示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人返回天津，着手筹备地方党组织。同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宣告成立，于方舟担任委员长，江浩担任组织部主任，李锡九担任宣传部主任。自此，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拥有了坚实的领导核心。”从广州返回天津的于方舟、江浩、李锡九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在短短一年内陆续成立了国民党直隶省临时党部、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委员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委员会。共产党员邓颖超、安幸生、卢绍亭（廉益民）、李培良、张兆丰、江韵清、辛璞田、江震寰等均在此组织中担任要职。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他们迎来了大革命运动的高潮。

四、策应北伐密信

1926年7月，一位身着学生制服的信使踏入刚建成三年的天津国民饭店，肩负着将李大钊先生的一封密信亲手交付给此处下榻的宾客的重任。

数日前，曾在国民军麾下征战、后因河南战事失利而流离失所至北京的陕西青年马文彦，入住于“陕西朝邑会馆”。一日黄昏时分，马文彦偶然邂逅了同乡兼战友——陕西在京学生运动的领袖、曾负责国民军学生队的共产党员刘天章。马文彦随后被引至李大钊的隐秘居所，通过俄语考核后，对一切仍感困惑的马文彦被留下。李大钊亲笔书信一封，嘱其转交于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的“原春雨”先生。然而，当马文彦抵达天津国民饭店时，方才意识到这位神秘莫测的“原春雨”竟是一位大人物的化名。这位大人物，正是马文彦家乡最为知名的革命先辈——于右任。

在李大钊的周密策划下，马文彦担当翻译，陪同于右任改道赴上海，夜以继日地赶往苏联，急切地敦促冯玉祥迅速回国参与北伐。当时正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蔡和森，在以书信向李大钊汇报此事时，如此表述：“于髯在此与马二接头，结果十分理想”。“于髯”即指的是于右任，“马二”则是指冯玉祥。从“原春雨”到“于髯”，再到“马二先生”，这一连串的化名和暗语，无不透露出当时环境的险峻，即便是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李大钊，也需依靠原天津《河北日报》记者、后成为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的张兆丰赠送给他的一把防身手枪。

在“三一八”运动期间，请愿的民众聚集于段祺瑞执政府门前，与全副武装的军警形成了对峙之势。

即便身处险恶至极的境地，李大钊依旧秉持着崇高的理想投身地下斗争，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与斗争精神。1926年3月19日，即“三一八”惨案翌日，段祺瑞政府即刻发布通缉令，指责李大钊等人“假借共产学说，煽动民众，频生事端”，并称其“潜行各省，屡有阴谋暴露”，致使“国是动摇，危在旦夕”，下令“严加查办，杜绝乱源”，“并著令京外一体严缉，依法惩处”。同日，由直、鲁、奉三地军阀组成的“讨赤联军”十二万人，从河南分三路北上，对国民军发起围攻。正是在这一天，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主持北方国民党领导人会议，会上他明确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协助国民军保留战斗力”，并建议国民军“4月之前，最迟4月中旬前，应撤离北京，退守南口山口，并在此紧急加固防御工事”。国民军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于次日即3月20日开始部署撤退。直至3月24日，国民军在一夜之间撤离天津，奉军张作霖对局势突变感到疑惑，认为这定是国民军的计谋，于是整整七天里都在观望、分析，结果错失了追击的良机，让国民军得以乘坐专列安全撤离至西部山区。此后，李大钊率领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从翠花胡同8号迁至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兵营内设有庚子赔款委员会、中东铁路办事处、远东银行等机构，国民党人士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均为庚子赔款委员会的委员，身份合法，便于开展工作。马文彦正是在此接收并转送了前往天津的密信。

（一）保定一带驻有五万军队，后方由万福麟指挥。（二）五原的部队已调往北京，现有骑兵四旅、步兵一旅，山西负责接防。包头和五原共有两步兵师、一骑兵师。（三）张家口设有两旅驻防。（四）北京驻军约一万五千人。总计奉军在关内的兵力大约有十万。至于直、鲁军，在南京浦口的有约一万五千人，在泰安和徐州的有九万人，另外还有两骑兵旅。天津和青岛也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孙军分为两部，总计约三万五千人至四万人。安徽地区兵力在三万人以上。奉军的作战计划是出兵河南。建议从长安出发，与郑州的部队会师。”

冯玉祥在接到密函后，立即召开高级将领的紧急会议。在会议上，众人一致赞同并采纳了李大钊的战略部署。正如李大钊所规划的“路线图”，1926年11月28日，成功解围西安；次年春季，挥师东进，于5月26日大败奉军，进而占领洛阳；5月底，与北伐军胜利会师于郑州。

五、直面白色恐怖：藏匿于“大帅府”深处的秘密支部

在严峻肃穆的白色恐怖氛围中，身为北京大学的教师，李大钊是如何获取到北洋军阀众多且精确的情报的呢？

于被敌方缴获的文件中，我们得以发现“白芳渠”这一化名。实则，“白芳渠”不仅是“北方区”的谐音，更是北方区委的代称。在那段人员频繁转移、经费无以为继的艰难岁月，李大钊正是凭借着这一代号，坚韧地传递着工作计划与各类情报。

◆李大钊

情报人员一度深入张作霖大帅府，化身为“张大帅”的亲信秘书。这位人士出自天津，名董恩崇，字季皋，比李大钊年长六岁，1883年于天津一个富甲一方的长芦盐商家庭诞生。他是天津早期中共党员安幸生的岳父。安幸生在五四运动期间，与同校的于方舟共同创立了天津新生社及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他主管工运，成为天津总工会首位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李大钊遇害，安幸生随后被调至中共北京市委担任组织部长。那时，党的机关便设于董恩崇的住所。令人巧合的是，董恩崇的三哥董恩祥正是安幸生的中学国文教师，而安幸生亦是一位才华横溢、品学兼优的学子。于是，董恩崇促成了女儿董恂如与安幸生喜结连理。

董恩崇于1926年，经女儿的同学、时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引荐，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书法造诣颇深，毛笔字尤为出色，深受张作霖赏识，以至于张作霖的所有书信几乎都由他亲自抄录。在张作霖的丰泽园内，签押房分为内外两间，董恩崇便在外间办公，与张作霖的签押房仅一堵雕花板壁之隔。得益于这种便利的条件，他不仅肩负党的情报和交通工作，还承担着军事任务。至1927年初，在大帅府内，董恩崇成功建立了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当帅府支部得知张作霖下令逮捕李大钊的消息时，董恩崇曾苦口婆心地劝告李大钊尽快离开北京，但李大钊同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坚持斗争。李大钊被害半年后，董恩崇及其女婿安幸生也均不幸在张作霖的枪口下英勇牺牲。当时，安幸生的新婚仅33天。

在这位深藏于张宅、暗中奋战的无畏革命烈士身上，1929年出版的《牺牲》一书中有所记载：“董君名恩崇，字季皋，浙江人氏。其祖辈曾是长芦盐商，因而落户天津。董君出身富商家庭，天赋聪慧。”“随着一战结束，世界思潮迭变，董君深入研究，坚信列宁主义，并于民国十五年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于革命事业。当张作霖担任大元帅时，他巧妙地进入元帅府担任书记，深入敌穴，意图实施博浪一击。然而，由于长期未觅得机会，此计划终未成行。后来，因董君的私宅成为北方总机关的所在地，事机泄露，他不幸被捕。民国十六年十月十一日，在北京惨遭杀害，呜呼哀哉！终年四十四岁。”